在严复看来,个人的自由，若遇到国家的危机，后者更为重要。

1921年10月3日,饱受肺病折唐的严复在弥留之际,郑重交代儿女:“须知中国不灭,或有损益,旧说必不可叛。”这是他一辈子的精神追求,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

梁启超教育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

针对当时学校偏重西学的状况,梁启超注意在课外増加儿女们的国学陶养,指导他们阅读国学书籍,也请家庭教师补习国文。

因此，严复和梁启超在家庭教育方面都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国学教育，期盼祖国的强盛。

甲午战败后,以严复和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对学校公民课程的诞生进行了舆论层面的开拓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

严复通过翻译国外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名著宣扬社会进化论和群学思想,梁启超则在政论文章中建构了国家主义与国民的概念。严复与梁启超宣扬国民教育的手段和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他们的公民教育思想都可归为"相对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则是其共同的思想内核。

在严复看来,个人的自由，若遇到国家的危机，后者更为重要。1921年10月3日,饱受肺病折唐的严复在弥留之际,郑重交代儿女:“须知中国不灭,或有损益,旧说必不可叛。”

这是他一辈子的精神追求,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梁启超教育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

针对当时学校偏重西学的状况,梁启超注意在课外増加儿女们的国学陶养,指导他们阅读国学书籍,也请家庭教师补习国文。

因此，严复和梁启超在家庭教育方面都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国学教育，期盼祖国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