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的堂姐30年不回家 父亲葬礼悄悄跪一夜原来当年是父亲逼她走的

我又梦见了小时候的那座老屋。

梦里，堂姐坐在门槛上削苹果，刀尖划出长长的一条红皮，像是从夏天一直延伸到了秋天。那时候她总喜欢穿一条蓝色的碎花裙，袖口因为反复洗涤已经有些发白。

我叫她大姐，没有血缘关系，是堂姐，但在我记忆里，她就是我的亲姐姐。她是我四叔的女儿，我爸的兄弟。在我们村里，辈分这种事情，很多时候是生活需要，不是血缘决定的。

“去，把缝纫机上的剪刀拿来。”大姐头也不抬地说。

我赤着脚跑进屋里，那把剪刀就放在缝纫机的抽屉里，旁边是一本过期的《家庭》杂志，封面上的模特穿着我从没见过的花样衣裳。剪刀的手柄上缠着一圈红线，那是大姐的记号，因为家里有好几把长得差不多的剪刀。

那是1993年的夏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大姐离开我们村子的那一年。

父亲的葬礼在昨天结束了。

他走得不算突然，肺气肿拖了好几年，最后是在睡梦中安静地走的。邻居王婶说这是”喜丧”，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喜。收拾他的床铺时，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包拆开的速效救心丸，药片少了三颗。想到他可能忍着疼没叫醒我，我蹲在床边哭了好一阵。

葬礼办得很简单。乡下丧事其实也不复杂，就是那么些流程。亲戚朋友来了不少，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老刘那闺女怎么没回来？”

另一个声音回答：“那丫头嫁到山那边去了，听说怀过三胎都小产了，后来终于生了个男孩，抱回老家养着，自己在县城打工。”

“这么多年了，连爹死了都不回来？”

“嘘，小声点，这里头有事呢。”

我装作没听见，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三十年了，堂姐真的一次都没回来过。

晚上我守灵的时候，听见院子里有动静。起初以为是野猫，我家后院一直有只黄猫，经常半夜跳上屋顶，瓦片咯吱作响。我打着手电出去看，却在院子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蜷缩的人影。

那人跪在一块砖头上，背影看着有些佝偻。我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穿着件普通的黑色外套，头发已经有些花白，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你是谁？”我下意识问道，手里的手电光直晃她的脸。

她慢慢转过头来，那张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眼睛却亮得出奇，就像三十年前我记忆中的那双眼睛。

“大姐？”我的声音都变了调。

她只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继续朝着灵堂的方向跪着。她的裤子膝盖处已经被露水打湿了一大片。

“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蹲下来，想扶她起来，“葬礼都结束了，你…”

“别管我。”她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我就跪一夜，明天就走。”

我不知所措，只好回屋拿了件外套给她披上。她没拒绝，只是依旧跪着，像块石头一样固执。

清晨五点多，我起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没有人了。我以为昨晚是做梦，但那块砖头上的泥印子告诉我那是真的。堂姐来过，又走了。

我给房东打了个电话，请假说要多待几天。父亲走后，这个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姐离开村子后，她妈妈跟着改嫁了，我四叔也在我上初中那年喝农药自杀了。我爸生前一直说他是被村里的高利贷给逼死的，但谁知道呢，死人不会告诉我们真相。

收拾父亲的东西时，我在床底翻出了一个铁皮盒子，上面落了厚厚的灰。盒子里大多是些老照片和证件，最底下有一叠信，都是我堂姐写给父亲的。最早的一封是1993年10月份的，信封已经发黄，里面的纸张也有些脆了。

让我意外的是，这些信父亲一封都没拆过。每一封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像是被珍视又像是被遗忘的宝物。

我随手拿起一封，小心翼翼地拆开。

“爸，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我不敢走太远，怕再也回不去了。昨天梦见了老家那口井，水面上漂着一片树叶，怎么也捞不起来。醒来的时候嘴里都是咸的。”

信上没有太多具体的事情，大多是些琐碎的日常和对家乡的思念。我又拆了几封，发现大姐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写一封信，直到三年前才停止。三十年里，她一直在写，而我父亲一封都没有打开过。

傍晚时分，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抽烟。这石凳是父亲年轻时从河边搬回来的，说是风水好。现在想来，不过是他那一代人的迷信罢了。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了村口，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瘦小的女人。我差点没认出来，那是昨晚跪在院子里的堂姐。现在天还亮着，我能看清她的样子——一头短发，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下的，眼角有道疤，嘴角微微下垂，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至少十岁。

“大姐。”我起身迎上去，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三十年的空白，用什么都填不满。

她点点头，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二锅头和一盒便宜的香烟。

“坐。”我指了指石凳。

她没坐，只是站在那里，目光扫过院子的每一个角落，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爸…埋哪了？”她问。

“西边那块地，靠着山脚下。”我说，“要去看看吗？”

她摇摇头：“不用了。”

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问：“那口井填了吗？”

我愣了一下：“去年填了，村里通自来水了。”

她点点头，又沉默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夏日的蝉鸣清晰地传进耳朵里。

“爸的东西整理好了吗？”她终于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像是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差不多了。”我犹豫了一下，“我找到了你写的信，他…都没拆过。”

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眼睛眨了眨：“我知道。”

“你知道？”

“他从来不会看的。”她苦笑了一下，“他当年可是把我赶出家门的人。”

堂姐的故事从那个夏天说起。

1993年，她十九岁，在镇上的纺织厂打工。厂里有个科长看上了她，经常找借口让她加班。那个科长在镇上有点地位，家里也有钱，结了婚，有个女儿。

“他总说要给我介绍更好的工作，要送我去读夜校。”堂姐喝了一口酒，眼睛望着远处，“我那时候傻，信了。”

后来的事情可想而知。科长在厂里的仓库里强暴了她，她反抗，额角被磕破了，留下了那道疤。事情发生后，科长威胁她不准说出去，否则就让她失去工作，还会让她在镇上待不下去。

“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连妈都不敢说。”堂姐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直到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去找那个科长，科长给了她两百块钱让她去打掉。她不愿意，科长就威胁说要去她家里闹，说是她勾引的他。

“妈知道后，天天以泪洗面，说我给家里丢脸。爸…你爸更是气疯了。”堂姐摇了摇头，“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在村里一直抬得起头。”

四叔知道后，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大概是想找那个科长算账。但他回来的时候眼睛红肿，衣服也破了。后来堂姐才知道，科长给了四叔五千块钱，让他把女儿送走，越远越好。

“五千块在那个年代可不少了，够在镇上买间小房子了。”堂姐苦笑道，“但爸没要那钱，他只想我离开。”

1993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父亲找到了堂姐，告诉她有个远房亲戚在省城做小生意，可以收留她。

“你爸说，不管我去不去，他都会告诉全村我有个远方亲戚来接我去省城工作了。”堂姐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说，如果我不走，他就让我爸喝农药。”

听完大姐的故事，我默默地又点了一支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是在回应远处星星的眨眼。

“你爸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四叔。”我终于开口，“科长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知道。”堂姐擦了擦眼泪，“但那时候我恨他，恨得要死。我甚至希望他是我的亲生父亲，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理由恨他一辈子。”

“后来呢？孩子…”

“流产了。”她声音很轻，“在去省城的火车上。当时出了好多血，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是列车员送我去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你去省城后，一直在那边吗？”我问。

“不，去了湖南，后来又去了贵州，最后在广州定了下来。”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疲惫，“我害怕，怕科长找到我。直到十年后才敢用真名。”

“那你结婚了？有孩子？”

她摇摇头：“骗你们的。我从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在一家服装厂做了二十多年的裁缝，前年厂子倒闭了，拿了点赔偿金，现在住在城中村，有时候帮人修修衣服。”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她苦笑，“也是给自己找个不回来的借口吧。”

夜深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一地的烟头。两瓶酒已经见底，堂姐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我该走了。”她站起来，有些摇晃。

“别走了，住一晚上吧，明天再走。”我劝她。

她摇摇头：“不了，住惯了旅馆，在家里反而睡不着。”

我送她到村口，看着她上了那辆破旧的面包车。车开动前，她摇下车窗，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我最后一封信，写给你爸的。但其实是想让你看的。”

我接过信封，点点头：“大姐，以后常回来看看。”

她笑了笑，没说话，车子慢慢开走了，尾灯在黑夜中渐渐变成两个红点，最后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