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九个子女（五子四女），在他的教育下，个个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都成为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梁启超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从小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他教育子女们要热爱生活，适应环境。他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回国，正是国内战火不断的时代。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后冈、西北冈等重要发掘，并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

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机轰炸而失学。她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奔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1924年才出生。当他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他17岁赴美求学，边打工边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什么都干，苦读八年，终于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从事电子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

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当学建筑的梁思成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梁启超要他到欧洲考察一二年，再结合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学问。当学考古的梁思永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之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回国实习并收集中国的有关史料。